一、文献信息
| 项目 | 内容 |
|---|---|
| 论文 | Lu, Yi, Jin Wang, and Lianming Zhu. 2019. “Place-Based Policies, Creation,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Economic Zone Program.” |
| 期刊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1(3): 325–360 |
| 研究对象 | 中国特殊经济区 / 开发区政策 |
| 核心问题 | 地区导向型政策是否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活动?还是只是把经济活动从其他地区转移过来? |
| 研究层级 | 企业、村庄、县、经济区边界附近区域 |
| 核心方法 | 村级 DD、县级 DD、BD-DD、溢出效应模型、同心圆分析、机制分解、成本—收益分析 |
| 核心结论 | 中国 2005—2008 年新设经济区显著提高目标地区资本、就业、产出、企业数量、生产率和工资;效果主要来自企业进入退出,而非既有企业改善;溢出效应有限;短期净收益为正;资本密集型行业受益更多。 |
需要注意,本文中的 SEZ 并不只是狭义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早期经济特区,而是泛指中国各类国家级和省级经济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地区导向型政策载体。作者重点研究的是 2005—2008 年这一轮新设经济区,尤其是省级经济区。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地区导向型政策,即 place-based policies,是指政府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实施优惠政策,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类政策通常希望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基础设施改善、金融支持等手段吸引企业进入,从而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
但是这类政策长期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地区优惠政策可能并没有真正创造新的经济活动,而只是诱导企业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如果政策只是改变企业区位,而没有提高总体效率和社会福利,那么其经济意义就比较有限。另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地区政策可能通过企业集聚带来生产率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供应链配套和知识溢出,从而产生真正的集聚经济。
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
中国经济区政策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效果来自哪里?是存量企业改善,还是新企业进入?经济区是否只是虹吸周边地区,还是创造了新的经济活动?政策收益是否超过成本?什么类型的企业和行业更受益?
三、文献综述表
| 文献 | 研究对象 / 主题 | 主要观点或发现 | 与本文关系 |
|---|---|---|---|
| Kline and Moretti (2014a, 2014b) | 地区政策与集聚经济 | 地区政策可能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工资、就业和产业结构;集聚经济是地区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 为本文的地区政策和集聚经济逻辑提供理论背景 |
| Glaeser and Gottlieb (2008); Glaeser, Rosenthal, and Strange (2010) | 对地区政策效率的批评 | 怀疑地区政策能否有效提高总体福利 | 引出本文需要检验成本—收益与净创造效应 |
| Kline (2010); Hanson and Rohlin (2013) | 地区政策与企业迁移 | 企业可能套利性迁移,导致政策收益被重新分配而非净创造 | 引出本文对溢出效应和 relocation 的关注 |
| Neumark and Simpson (2014) | 地区政策综述 | 总结美国和欧洲地区政策研究 | 本文试图把类似问题扩展到发展中国家 |
| Criscuolo et al. (2019) | 英国 Regional Selective Assistance | 政策显著提高就业和投资,部分来自存量企业增长,部分来自企业净进入 | 本文与其同属准自然实验识别地区政策效果 |
| Givord, Rathelot, and Sillard (2013) | 法国城市自由区 | 政策影响企业进入和就业,但对既有企业影响有限 | 与本文“扩展边际更重要”的结果相似 |
| Chaurey (2017) | 印度地区税收激励 | 就业、产出、资本和企业数量增加,且未发现明显迁移或溢出 | 发展中国家地区政策研究的重要参照 |
| Busso, Gregory, and Kline (2013) | 美国 Empowerment Zones | 评估地区政策的工资、就业和福利效果 | 本文借鉴其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
| Devereux, Griffith, and Simpson (2007); Briant, Lafourcade, and Schmutz (2015) | 区位、市场可达性和政策异质性 | 市场可达性和地理因素可能影响政策效果 | 本文异质性分析检验基础设施和市场潜力是否重要 |
| Rothenberg (2011) | 交通基础设施与企业区位 |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 | 为本文基础设施异质性提供参考 |
| Rodrik (2008) | 中国改革与 SEZ | SEZ 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渐进改革的重要载体 | 提供制度背景解释 |
| Wang (2013) | 中国 SEZ 与 FDI | 多数 SEZ 吸引的外资是新活动,而非简单重新配置 | 与本文“净创造而非单纯转移”的解释相呼应 |
| Alder, Shao, and Zilibotti (2016) | 中国 SEZ 的城市层面影响 | 国家级 SEZ 对城市增长更显著,省级 SEZ 效果较弱;未发现明显以邻为壑效应 | 本文与其结论部分不同,可能源于样本、时期和数据层级差异 |
| Cheng (2014) | 中国 SEZ 的地方与总体影响 | 同时估计县级和总体影响 | 与本文同属中国 SEZ 效果评估 |
| Zheng et al. (2017) | 中国工业园区 | 工业园区带来 TFP 和工资提升,并研究生产与消费溢出 | 与本文的生产率、工资和溢出效应分析相关 |
| Schminke and Van Biesebroecke (2013) | 国家级开发区与出口 | 研究开发区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 | 与本文企业进入和扩展边际机制相关 |
| Holmes (1998); Black (1999); Dell (2010); Keele and Titiunik (2015) | 地理边界不连续设计 | 利用地理边界构造准实验比较 | 本文 BD-DD 方法的计量基础 |
| Duranton, Gobillon, and Overman (2011); Brülhart, Jametti, and Schmidheiny (2012) | 税收、企业区位和进入 | 税收政策影响企业选址、进入和就业 | 与本文研究企业区位选择和税收优惠相关 |
四、制度背景:为什么中国 SEZ 是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中国 SEZ 政策具有典型的地区导向型政策特征。经济区通常享有税收减免、土地使用费优惠、出口设备关税减免、贷款便利和行政审批便利等政策。它们不仅是产业政策工具,也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推动工业化和区域增长的重要平台。
中国 SEZ 大致经历五轮扩展:
| 阶段 | 特征 |
|---|---|
| 1979—1983 |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早期综合性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 |
| 1984—1991 | 沿海开放城市和国家级开发区扩展,重点选择区位、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本较好的地区 |
| 1992—1999 |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开发区大规模扩张,沿海、沿江、边境和内陆地区逐步纳入 |
| 2000—2004 | 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加入 WTO 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内陆开发区增加 |
| 2005—2008 | 新增 682 个 SEZ,其中 663 个为省级经济区,空间分布更均衡,是本文重点研究对象 |
作者之所以聚焦 2005—2008 年这一轮,是因为早期 SEZ 选址更集中于沿海、区位更好、初始条件更优的地区,选择性更强。相比之下,后期扩展更接近全国最终空间分布,估计结果更具有代表性。不过,即使如此,SEZ 仍不是随机设立,因此作者需要通过 DD、控制基准特征、平行趋势检验、BD-DD 和溢出效应分析来缓解识别问题。
另一个关键处理是:作者在构造比较组时排除了早期经济区覆盖地区,以避免旧 SEZ 与新 SEZ 的政策影响相互混杂。国家级区也被排除,原因是许多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建在已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部,存在重叠处理问题。
五、数据结构
本文的数据工作是文章的重要贡献之一。作者整合了企业普查、工业企业调查、经济区边界、行政区划代码和地理坐标。
1. 数据来源
| 数据 | 年份 | 覆盖范围 | 用途 |
|---|---|---|---|
| 经济普查 | 2004、2008 | 中国全部制造业企业 | 资本、就业、产出、企业数量、企业进入退出、村级和县级 DD |
| ASIF 工业企业年度调查 | 1998—2008 | 全部国企和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非国企 | 平行趋势检验、TFP、工资、成本—收益分析 |
| SEZ 边界数据 | 经济区设立信息 | 国土资源部、SEZ 官网、统计局、民政部等 | 判断村庄、社区和企业是否位于 SEZ 内 |
| 企业地址和 12 位区划代码 | 企业层面 | 企业地址、村庄或社区代码 | 地理定位、匹配 SEZ 状态 |
| Google / 百度地理编码 | 企业地址转坐标 | 企业经纬度 | BD-DD、同心圆溢出分析 |
| 县级和村级基准特征 | 2000、2004 等 | 统计年鉴、人口普查、经济普查 | 控制初始差异,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 |
2. 样本范围
| 样本 | 范围 | 说明 |
|---|---|---|
| 政策样本 | 2005—2008 年新设 SEZ,共 682 个 | 其中 19 个国家级区因不可比和重叠问题被排除,核心样本主要是省级区 |
| 县级 DD 样本 | 1,582 个县,3,164 个县—年份观测 | 362 个 SEZ 县,1,220 个非 SEZ 县 |
| 村级 DD 样本 | 580 个县内 59,949 个村,119,898 个村—年份观测 | 3,963 个 SEZ 村,55,986 个同县非 SEZ 村 |
| ASIF 村级样本 | 生产率 43,830 个观测,工资 56,600 个观测 | 第 5、6 列结果使用 ASIF,覆盖范围不同于经济普查 |
| BD-DD 样本 | 587 个 SEZ,1,174 个边界内外区域 | 每个 SEZ 的 1000 米邻近区域分为边界内、边界外两部分 |
| 溢出效应样本 | 103,263 个村,1,779 个县 | 用于区分完全未处理县、有 SEZ 县内非 SEZ 村庄、SEZ 村庄 |
这篇文章必须区分不同数据和样本。表 3 前四列使用经济普查,覆盖所有制造业企业;第 5、6 列使用 ASIF,主要反映规模以上企业。村级 DD、县级 DD、BD-DD 和溢出效应模型的样本范围也并不相同。
六、识别策略
1. 基准村级 DD
作者以村庄作为基准分析单位,因为村庄是数据中最细的地理单元,并且小于一个 SEZ。基准模型为:
其中:
| 符号 | 含义 |
|---|---|
| 村庄 在年份 的结果变量,包括资本、就业、产出、企业数量、TFP、工资 | |
| 村庄是否属于 SEZ | |
| 是否为 SEZ 设立后时期 | |
| 核心处理变量 | |
| 村庄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村庄特征 | |
| 县—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同县同年共同冲击 | |
| 基准特征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允许不同初始条件地区有不同趋势 |
这里的 就是 SEZ 对目标村庄的平均处理效应。
2. 县级 DD
县级 DD 用于检验结果是否依赖于村级单位。县级估计通常小于村级估计,因为一个 SEZ 县中包含大量非 SEZ 村庄,县级汇总会稀释直接处理区效应。
如果不存在溢出效应,县级 DD 大致可以理解为村级效应按照 SEZ 村庄在县内经济份额加权后的结果。
3. 平行趋势检验
作者使用 ASIF 数据做处理前趋势检验。村级层面只能使用 2004—2008 年,因为 2004 年后才有可定位到村庄的 12 位区划代码;县级层面可以使用 1998—2008 年。
处理方式类似事件研究法,将 替换为 ,观察政策前不同年份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显示,政策前 SEZ 和非 SEZ 地区没有明显差异趋势,政策实施后系数开始变大并显著。
4. BD-DD:边界不连续与双重差分结合
为了缓解 SEZ 非随机选址问题,作者进一步构造边界双重差分:
其中, 表示经济区 边界 1000 米范围内的局部区域。该方法比较经济区边界内外地区在政策前后的变化。边界附近地区地理条件更接近,区别主要在于是否享受 SEZ 政策。
由于作者没有精确的 GIS 边界,只能使用企业坐标间接判断边界 1000 米范围。如果某个区外企业 1000 米内存在区内企业,或区内企业 1000 米内存在区外企业,就被认为位于边界附近。
5. 溢出效应模型:类 DDD + DD
普通 DD 假定对照组不受政策影响,但 SEZ 可能影响周边非 SEZ 村庄。作者因此使用扩展模型:
其中:
所以:
这个模型可以理解为“DDD 结构 + DD 分解”:
| 项 | 含义 |
|---|---|
| 县层面的 DD,识别有 SEZ 县内非 SEZ 村庄受到的溢出效应 | |
| 三重交互结构,识别 SEZ 村庄相对于同县非 SEZ 村庄的额外直接效应 | |
| SEZ 村庄的总效应 |
如果 ,说明非 SEZ 村庄也被带动,基准 DD 可能低估 SEZ 总效应;如果 ,说明 SEZ 对周边地区存在虹吸,基准 DD 可能高估政策效应。
6. 同心圆分析
作者还按距离构造 0—2 公里、2—4 公里、一直到 18—20 公里的同心圆,检验非 SEZ 村庄是否随着距离 SEZ 越近而受到越强影响:
其中, 衡量第 个距离圈层的溢出效应。
七、主要结果
1. 基准 DD 结果
表 3 的村级 DD 结果显示,控制基准特征后,SEZ 对各结果变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 结果变量 | 村级 DD 系数 | 作者解释 |
|---|---|---|
| 资本 | 0.579 | 资本投资增加约 57.9% |
| 就业 | 0.345 | 就业增加约 34.5% |
| 产出 | 0.492 | 产出增加约 49.2% |
| 企业数量 | 0.290 | 企业数量增加约 29.0% |
| TFP | 0.015 | 生产率提高约 1.5% |
| 工资率 | 0.029 | 工资提高约 2.9% |
县级 DD 结果同样为正,但系数更小。这是因为县级数据把 SEZ 村庄和同县非 SEZ 村庄合并,直接政策效应被稀释。
2. 有效性检验
| 检验 | 目的 | 结果 |
|---|---|---|
| 基准特征比较 | 检查 SEZ 与非 SEZ 初始条件是否平衡 | SEZ 地区初始条件更好,说明不能直接比较,需要控制 |
| 加入基准特征 × 年份 | 控制政策前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同趋势 | 加入后结果仍稳定 |
| 平行趋势检验 | 检查政策前 SEZ 和非 SEZ 是否有相似趋势 | 政策前差异不显著,政策后开始分化 |
| BD-DD | 利用边界附近地区构造更可比样本 | 结果仍为正且显著,系数与基准 DD 接近 |
| 溢出效应模型 | 检查控制组是否被污染 | 就业、产出、企业数量存在小幅正向溢出,但总体有限 |
| 同心圆分析 | 检查空间溢出是否随距离衰减 | 排除邻近村庄后结果不变,说明溢出不是主要问题 |
3. 溢出效应结果
表 6 显示,就业、产出和企业数量存在小幅正向溢出,资本、TFP 和工资的溢出不显著。正向溢出意味着非 SEZ 村庄也有所受益,因此基准 DD 如果存在偏误,更可能是轻微向下偏误,而不是高估。
这说明 SEZ 的增长不是简单依靠从周边地区吸走企业、就业和产出。至少在短期内,作者没有发现明显的“以邻为壑”效应。
八、机制分解:SEZ 效果来自哪里?
前面的结果说明 SEZ 有效,但还需要回答:
SEZ 地区变好,是因为原有企业变强,还是因为新企业进入、旧企业退出?
作者使用 Foster、Haltiwanger 和 Krizan 以及 Foster、Haltiwanger 和 Syverson 的分解方法,将结果分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1. TFP 与工资的分解
村庄总体 TFP 被定义为企业 TFP 的就业加权平均:
其中, 是企业 的就业份额, 是企业 的 TFP。
总体 TFP 变化可以分解为四部分:
| 分解项 | 含义 |
|---|---|
| within | 持续经营企业自身生产率变化 |
| between | 就业份额是否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 |
| cross | 企业生产率变化与就业份额变化的交互 |
| net entry | 高效率企业进入和低效率企业退出带来的结构变化 |
工资率也可以类似分解为企业工资的就业加权平均变化。
2. 资本、就业、产出的分解
资本、就业和产出是总量变量,可以直接拆分为:
其中:
| 项 | 含义 |
|---|---|
| 持续经营企业贡献 | |
| 新进入和退出企业贡献 | |
| 持续经营企业在总量中的平均份额 |
3. 分解结果
表 7 显示:
| 结果变量 | 总效应 | 存量企业贡献 | 净进入贡献 | 解释 |
|---|---|---|---|---|
| 资本 | 0.579 | 0.129 | 0.485 | 资本增长主要来自新企业进入 |
| 就业 | 0.345 | 0.010 | 0.304 | 就业增长几乎主要来自企业净进入 |
| 产出 | 0.492 | 0.098 | 0.402 | 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进入退出 |
| TFP | 0.015 | 0.001 | 0.026 | 生产率提升主要来自高效率企业进入 / 低效率企业退出 |
| 工资 | 0.048 | 0.004 | 0.104 | 工资提升主要来自高工资企业进入,部分被负交叉项抵消 |
因此,本文最重要的机制结论是:
SEZ 的主要作用不是显著改善既有企业,而是通过吸引新企业进入、促使企业退出和改变企业结构来推动目标地区增长。也就是说,扩展边际比集约边际更重要。
这也解释了题目中的 “Creation”。作者认为 SEZ 更像是在目标地区创造新的企业活动,而不是简单让原有企业扩张。
不过,作者也提醒,企业出生不一定完全等于全国层面的新增企业。有些投资者可能本来就打算设立企业,只是因为 SEZ 政策改变了新企业选址。因此,扩展边际中可能包含部分重新选址成分。但结合溢出效应分析,作者认为明显负向转移的证据并不强。
九、成本—收益分析
作者进一步估算 SEZ 项目的短期成本和收益。收益主要包括企业利润增加和工人工资增加;成本主要是企业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土地租金变化因数据限制被认为影响较小,因此没有作为核心部分。
1. 企业利润和工资总额效应
表 8 显示:
| 因变量 | SEZ 效应 |
|---|---|
| 企业利润 | 0.159 |
| 工资总额 | 0.192 |
作者据此构造反事实:
项目收益为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
2. 收益、成本和净收益
| 项目 | 数值 |
|---|---|
| 2006—2008 年总收益 | 约 1807.3 亿元人民币,约 226.0 亿美元 |
| 企业税收优惠成本 | 约 558.0 亿元人民币,约 69.8 亿美元 |
| 净收益 | 约 1249.3 亿元人民币,约 156.2 亿美元 |
这个成本—收益分析是 back-of-the-envelope,即粗略估算。它直观说明,在短期内 SEZ 的收益大于税收优惠成本。不过,这并不是完整的社会福利分析,因为它没有充分纳入环境成本、土地征收成本、财政机会成本、长期低效投资风险等。
十、异质性分析
作者考察 SEZ 对不同类型行业、地区和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影响。
| 异质性维度 | 划分方式 | 结果 |
|---|---|---|
| 资本密集型 vs 劳动密集型行业 | 按 2004 年行业资本—劳动比是否高于中位数划分 | 资本密集型行业受益更多,尤其是资本投资和产出 |
| 基础设施好 vs 差 | 构建机场距离、港口距离、高速公路密度、市场潜力综合指数 | 基础设施好坏没有显著改变 SEZ 效果 |
| 大企业 vs 小企业 | 按 2004 年销售额是否高于中位数划分 | SEZ 更倾向于吸引大企业,但多数结果变量差异不显著 |
这一结果与政策设计有关。中国 SEZ 通常通过税收、土地和资本投资优惠降低资本成本,因此资本密集型行业更容易受益。相比之下,市场可达性和基础设施并未显著强化政策效果,可能是因为 2006 年这一轮 SEZ 选址已经更分散、区位差异没有早期那么强。
十一、文章贡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本文将地区政策研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背景。既有 place-based policy 文献更多关注美国和欧洲,而本文用中国经济区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微观证据。
第二,本文构建了高精度地理匹配数据。作者将经济普查、ASIF、SEZ 边界、企业地址、12 位行政区划代码和地理坐标结合起来,能够在村级和边界附近区域识别政策效果。
第三,本文不仅估计平均处理效应,还分析了机制、溢出和福利。文章不仅回答 SEZ 是否有效,还回答效果来自企业进入还是存量企业改善、是否存在周边挤出、收益是否超过成本。
第四,本文强调政策设计与行业特征匹配。由于 SEZ 政策主要降低资本成本,资本密集型行业受益更大,这说明地区政策效果取决于政策工具和目标对象的匹配关系。
十二、局限与可讨论之处
1. 短期效应为主
本文主要研究 SEZ 设立后两年的效果。短期内资本、就业、产出和企业数量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长期效率持续提高。长期可能存在土地浪费、低效投资、财政负担、环境成本等问题。
2. SEZ 不是随机设立
作者通过基准特征控制、平行趋势检验、BD-DD 和溢出分析尽力缓解选址偏误,但 SEZ 设立本身仍然不是完全随机。尤其是经济区可能与地方政府能力、招商能力和制度环境高度相关。
3. 边界识别存在测量误差
由于没有精确的村级 GIS 边界,BD-DD 只能通过企业坐标和边界内外企业的邻近关系间接构造边界样本。这可能导致边界附近企业识别误差,而且该样本可能偏向企业密度较高的地区。
4. 扩展边际不一定完全等于净创造
虽然作者发现进入退出贡献更大,且负向溢出有限,但新企业进入可能包含部分重新选址或原本会在其他地区成立的企业。因此,“creation” 应理解为目标地区层面的新活动增加,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新增企业。
5. 成本—收益分析较粗略
成本—收益分析主要考虑工资、利润和税收优惠,忽略或弱化了土地、环境、财政机会成本和长期空间配置效率等问题。因此,净收益为正的结论更适合理解为短期、局部、粗略估算。
十三、总结
这篇文章表明,中国 2005—2008 年新设经济区在短期内显著促进了目标地区资本、就业、产出、企业数量、生产率和工资增长,其作用主要通过新企业进入和企业退出所代表的扩展边际实现,而不是依靠既有企业自身绩效改善;同时,政策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负向空间挤出,短期收益大于税收优惠成本,且资本密集型行业受益更多。这说明,地区导向型产业政策能否有效,不仅取决于是否给予优惠,更取决于政策工具、企业类型和产业特征之间是否匹配。